资产融资作为一种信用活动，其偿付的基础来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资产直接可用性导致的重置价值；以及资产运用能够获得的未来收益的折现值。资产融资最初的运用主要依赖于有形资产本身的重置价值，随着金融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资产融资的价值来源逐步由有形的资产重置价值（称为第一类资产价值）向无形的预期收益折现价值（称为第二类资产价值）拓展，比如某企业拥有汽车这一实物资产，它以前只能通过变卖汽车获取资金，现在可以以汽车运营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来融资。伴随着这一思路的转变，各种新的融资技术和方法层出不穷，如确保产生预期现金流的资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而发展的“风险隔离”技术；为确保预期现金流的可实现性而发展的“信用增强”技术，这些技术最后成为了此类融资的标准作法，推动资产融资进一步标准化为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作为资产融资的高级形态，带来了整个融资技术的提高，“证券化你的梦想”成为了这一方式受到广泛认可的一个佐证。资产融资的发展使得很多原先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得到了满足，原先被闲置的资产价值也被充分利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无疑是效率的提高。
一、 资产融资与股权和债权融资的优劣比较
资产融资作为一种与股权和债权不同的企业融资方式，并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可，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以资产信用替代企业整体信用，有可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其依赖的都是对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经营未来现金流的要求权，对这种要求权能否兑现的评价依赖于公司整体的经营的风险，而风险本身是多样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准确评判企业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投资者通常会通过一定的折价来规避风险，这实际上提高了企业融资的成本。通过资产融资，对资产价值的评价相对容易，且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产折价，所以以资产信用而不是企业整体信用来融资有可能降低融资成本。
其次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实现了企业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资产融资的价值基础不仅仅来源于资产的重置价值而且也来源于资产创造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资产的第二类价值来源并不认可，这实际上造成了资产价值的闲置，通过对第二类资产价值的重新认识，从而有可能为企业开辟一种新的融资途径，即使对于那些不存在实体形态的资产，如专利权、经营权都可以作为资产进行融资，从而实现了企业资产价值的充分利用。
最后资产融资实现了表外融资，有利于优化企业的财务结构资产融资不同于原有的资产运用方式，如抵押或质押融资等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不被体现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融资只反映为原有资产结构的变化，并不影响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项，这对于某些负债和股权融资受到限制的企业而言，表外融资无疑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
二、 信托机制在资产融资中的重要作用——以衡平信托“精图大厦烂尾楼项目”为例
资产融资的关键在于通过表外融资，实现了风险的隔离，如果这些资产仍然放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面临的各种经营风险都可能或多或少影响资产价值的实现，这对于以第二类资产价值来源作为偿付基础的资产融资来说风险是不可控和不容易计量的。所以“风险隔离”技术成为了资产融资成功的首要关键点，要求将此类资产面临的ヒ恍庞梅缦沾悠笠得媪俚钠渌缦罩蟹掷氤隼础？
构建风险隔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构造“真实销售”的法律结构，实现资产由原公司向特殊目的公司（SPV）的转移，另外一种就是直接通过信托的方式实现资产的转移，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资产转移的交易成本（税务负担和律师费用等）。
目前国内资产融资相关配套制度和法规并不完善，特别是构建SPV，实现真实销售难度太大，所以利用信托成为了资产融资“风险隔离”目的的主要方式，这一点在衡平信托开发的“精图大厦烂尾楼项目”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案例：
精图大厦是耸立于成都市中区的一栋大型商用写字楼，5年前由于流动资金断流，已完成90%的大厦被迫停工，并被法院查封。衡平信托以该大厦的债权和股权为信托财产向社会募集3000万元资金用于精图大厦建设，希望通过完工后大厦的销售回款，满足信托受益人、债权人和股东利益。在资金的偿付顺序上，优先偿付信托受益人，其次分别是原有债权人和股东。
精图大厦尽管其作为资产体现在债权人的资产负债表中，但作为烂尾楼，其没有封顶，不能销售转化为现金，并不具有第一类资产价值，价值的实现只能依赖烂尾楼封顶后变卖后实现的预期收益，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资产已经被各个债权人设置抵押担保权，使得第二类资产价值在实现过程中随时面临着债权人破产申请的风险，各个债权人可能基于自身利益而中断这一价值实现过程，资产的第二类价值在各债权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始终无法实现。
引入信托机制后，资产价值实现面临的风险被信托所具有的“闭锁效应”所隔绝，在《信托法》而不是《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内，一种全新的权利和义务结构被创造出来。在一般的情况下，债权人之间以及债权人和股东之间在对破产财产清偿顺序是法定的，特别是在债权人内部的权利层次的划分是单一的和简单的，这主要是基于整体公平原则的考虑，但对于某些特定情况，如在本案例中，新的投资者由于对破产风险以及财产受偿权益不能得到优先保障的顾忌，使得烂尾楼的第二类资产价值无法实现。而在《信托法》的适用范围内，根据信托合同契约主体自治的原则，在法定的债权人和股东的受偿次序中引入了一种凌驾于这两个权利的优先受益权，保障新的投资人的利益。在这一构造中，不存在债权人和股东的法定权利，代之以优先受益权人和次级受益权人在信托合同中界定的确立和义务。
这种权利的引入是至关重要的，它实际上实现了一种内部信用增级的效果，即不依赖于外部信用的增强，而仅仅依赖资产本身的价值，次级受益权人用自己名下的资产价值为优先受益权人提供了超额担保，按照预期销售收入2.2亿元来计算，对3000万元的信托资金投入超额担保率为6.3倍，而对于1.1亿元的债权人，超额担保率为77%，股东享有剩余资产价值，正是这种权利的重新匹配推动了整个融资行为的实现。
可见在此案例中，传统的融资方是无法解决的，依赖资产融资方式，特别是信托的风险隔离作用以及对信托对法定权利的二次划分机制对促进整个融资活动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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